除非到大医院接受输血,而我们所在地离县城医院有二十多公里,起码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啊。这样,我眼睁睁的就看着阿嫂死了。这是我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我亲眼看着死去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不敢去产院生孩子,才叫接生婆到家为她接生。因为她怕生下的第四个是女儿,如果在产院生,她就不能不要,如果在家生,就可以把生下来的女儿弄死,之后,希望再怀孕,直到有个儿子为止。在这一带的农村,这是个很普遍的现像,当时很多农村妇女都是这样「计划生育」的。但是这次阿嫂生下来的是一个儿子,那两个接生婆处理不当,婴儿被羊水呛死了。知道了恶耗后阿嫂伤心过度昏死过去,胎盘排不出,那两个接生婆就用一条扁担横着压在产妇的腹部,用力挤压,企图将胎盘压出,结果太用力,把子宫压裂了,造成大出血,母子两条性命都同时失去了。

  当我们离开时,我看了一下坐在一傍发愣的阿哥,就那么一会儿,他整个人全改容了,胡子长了,眼睛陷下去了,腮帮也凹下去了,变得我都几乎不能认他了;?再看看那三个小女孩,(当时大概是三,五,七岁吧?),那六只小眼睛,看看她们的父亲,又看看我们,眼神里的彷徨、恐惧、失望、无助,令我不敢再看她们。后来听说,苦难的阿哥还被全县通报批评,因为他身为共产党员,不听党的话,不执行计划生育。

  至今,我常常做梦也梦到那六只小眼睛。三十多年过去了,想她们也已经三十多,甚至四十岁了吧,都应该嫁人,生了孩子做了妈妈吧,她们还记得她们的母亲吗?
       (玫苳 2007年9月13日)
我不能忘怀的六只小眼睛
  1975年夏种之后的小农闲期间(约是8,9月间),我是知青,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正在公社医院接受培训。一天傍晚,我们已吃过晚饭,正准备各自回家,有人来医院叫出诊,说是一个产妇出血不止,要救治。于是,医院的外科医生准备出诊,临行前问我想不想跟他去,我当然想去见识和学多点知识,于是,就马上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跟去了。

  路上打听到,产妇就是我们邻村的一个我认识的年轻阿嫂,她平时斯斯文文的,样子甜美,每次见面,总会叫我一声姑娘,我也叫她阿嫂。她人很勤快,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她。她的丈夫原是我们大队的干部,共产党员,长得高高大大的,样貌、人品都很不错,出身贫农,是大队的培养对像。别看两夫妻年纪都不大,已经养了三个女儿,当时怀了第四胎,我们之前已多次上门做工作,劝他们去做
人流(堕胎手术――计划生育正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展开,我是赤脚医生,当然要参与)。但是,每次去动员,阿嫂只会默默流泪,阿哥也一言不不发,总之就是不点头,不答应,我们无法强迫,只好作罢。可阿哥也因此当不成大队干部了,回村当了普通农民。

  不多时,我们到了他们的家,见到产妇躺在床上,已流了很多的血。医生吩咐我去为她输液,当时没有电,房间很暗,只有一盏油灯在悠悠的忽闪着,我将小油灯移近产妇手臂,尽量想找到血管穿刺,进行输液。我一边流泪,一边流汗,尝试很多次,都无法找到血管,因为她失血太多,血管已收缩,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不想就此放弃,手忙脚乱的坚持着,希望会出现奇迹。医生见此,用脚踢了我一下,叫我停止再试。他说,不可能救活了,因为出血太多,就算输到液,也不行,

  我一上七中就认识她了,我们同班,上学放学都走同一条路。所以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做功课,一起玩。那时,我的学习比她好一些,所以她常约我到她家做功课,她有不明白的,我也乐意帮助她。

  她家是一座平房,前面是一个院子,周围栏有铁蒺藜,院里种了很多各式各样好看的花,还有好几棵果树。我记得有一棵柿子树,一棵番石榴,两棵黄皮树,一棵甜的,一棵酸的。到她家,先进了院门,再走过一条小石板路,就可以进堂屋了,一进去就是大厅,大厅两旁各有两房门,都挂着门帘,所以里屋怎么样,在外厅是看不见的。我们到她家,活动范围也只限于在大厅和院子,里屋是不许进去的。大厅正中墙上供奉着她家的祖宗神位,不知为何,我从小就怕这些东西,所以虽然常去她家,一次也没有敢正眼看清楚。大厅正中有一张酸枝云石面圆桌,几张也是酸枝的圆凳,我们就是在这里做作业。每次都是我先做完。功课做好了,无事可干,好奇心驱使,老是想看看门帘里面怎么样,但每次她都会叫我不要看。她越是不让看,我就越想看。有时,我在埋头做功课,老是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瞧着我们,但回头看,只看到门帘动了一下,不见有人。第二天,她会告诉我,她父亲如何如何评价我,我觉得很奇怪,我都没有见过她父亲,她父亲怎会知道我呢?于是,我就怀疑那双眼睛就是他父亲。

  她告诉我她和她父亲,弟弟一起住。母亲,哥哥,另一个弟弟,都在香港。我感到她很听她父亲话,也很尊重她父亲。因为,她常常对我说,我爸爸怎么说,怎么说的。有好几次,她叫我陪她去替她父亲收租,我跟着她去到农林上路那里,好像还有一处牛奶场,都是她父亲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经过一家小卖店,我买了些 「津津糕」 ( 那个年代我们喜爱的一种零食 ) 来吃,我请她吃,她拒绝了,还劝我也别吃,她说,吃这些东西无益。

  她对我很好,就像对妹妹一样。她长得比较成熟,我个子又长得矮,就更显得比她小了。到她家,她常常会摘些院里的果子给我们吃,有柿子、番石榴,酸黄皮等,有一次我说,我想吃那些甜的黄皮,她一口就拒绝了,她说那些甜的黄皮是给她爸爸留着的,我死皮赖脸的求她,她仍旧不答应。(我当时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在我们家,我们姐弟几个是最「大」的,父母总是把最好的让给我们。)除此之外,她对我是好得无法说的了。记得有一次去农忙劳动,我与她合铺,每天睡觉,都为我打扇,等我睡着了,她才睡。每天洗澡,又为我打水,就像照顾亲妹妹一样照顾我。我生病了,她又悉心耐心地照顾我。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当初没有谢过她。

  她走路很轻快,很有弹力。她是我们班的田径运动健将,短跑、长跑、跳高、跳远,都很出色,为我们班在校际运动会上赢过不少荣誉。我还记得,她常穿的白运动鞋,是香港货,特别白,特别好看,我很羡慕呢。我还记得,她不但鞋子是香港的,冬衣,夏衣都是香港的。夏天的确凉,冬天冷外套,天天不同颜色,紫的、绿的、粉红的,都很鲜艳。在那个蓝灰的年代,很罕有,也很令人瞩目。后来还因此受到批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

  我还觉得她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孩,初一时,我和她,都曾经申请过去香港,班主任劝我们不要去,我很快就答应了,因为那时我根本不那么迫切想去,只是家人叫我申请。而她呢,却很坚持,结果也是不批准,闹得很不开心。

  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疏远了,我也少上她家了。上高中后不久,就文化革命了。停课闹革命,大家都不上学,特别是学生斗学生以后,就没有再见到她了。记得六七年夏天的某一天,我们偶然在路上碰见了,大家都很兴奋,站在路边谈了很久,她告诉我,她也去了串联,还去了不少地方,我还真佩服她的勇气和能力。要知道,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出身,是不被允许去串连的。

  之后,又没有再见到她了。六八年下半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军宣队进驻学校,动员同学们回校,上山下乡运动也正式开始了,她仍然不上学。一天,我去找她,想想劝她回学校,到了她家在院子外叫她,她开了院门出来,手里拿着一本本子,还没等我说明缘由,她就站在院门前,冷冷的向着我念那本子上写的条文,一共念了六、七条吧,我只记得头一、二条,其它就忘了:第一,以后她都不会再回学校了;第二,叫我们以后都不要再找她。当时我很生气,我想我是一番好意,不想你再受冲击,没想得到如此的待遇,就问她这是怎么啦?她也没有回答我,转身就进去了,还用力把院门砰的一声关上。我愣了一下,生气的离开了。后来,与同学们讲起这件事,原来不光是我一人有如此遭遇,还有两三位同学也吃过与我一样的闭门羹呢。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我和一位同学正站在教室窗旁谈话,突然有人从楼下喊我的名字,我探头往下看,见是邻班的一个同学,她告诉我,她和她的父亲、弟弟一起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吓的愣住了,和我谈话的那位同学,更被吓得全身都在发抖。我再问清楚楼下的同学,她告诉我,她家与「她」家是邻居,因为好几天没有看见她们家有人出入,更有小孩去院里偷摘果子,爬上树从窗外望见里边有人上吊,惊动了大家,报了公安,才发现她们一家三口自杀身故好些天了。我听完就拖了同学的手往楼下奔,往校外奔,径直去她的家。她家离学校很近,到了街口,街道已经封锁了,很多人在围观着,议论纷纷。有说她父亲是什么特务,有说她和她的父亲有遗书,她弟弟就没有遗书,我通通都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但我终于明白了,前些日子,她向我念那些条文是有用意的,那时她已经准备赴死了。后来,也不知道为甚么没有人再说起这一案子,到底是甚么一回事?真的没人知道吗?十分疑惑。

  十年过去了,我每次回穗,都会去她「家」看看,那院子那平房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我还记得她,记得她的音容,记得她的艳丽的冷外套和洁白的运动鞋,更记得她对我的好,但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方式来结束她年轻的生命,当时她才二十岁啊!(玫苳 2007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