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卓斌（原高三2班）

　　我是在1960年9月份入读七中初中的，当时校名叫广州市师范学院实验学校，这届初中共四个班，都是实验班，试行用十年一贯制的教材，小学五年，中学五年，我们从6年级的课本开始学习。十年一贯制是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如果实验顺利，我们将可以缩短一年的时间完成中学的课程，然而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不仅没有提前毕业，还成为在学校时间最长的一届学生。1963年，读完八年级，我校的实验宣告结束，我们等同于初中毕业，继续读高中，1966年6月，当我们提前结束高三的课程，开始复习准备高考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我们失去了高考的机会，直到1968年8月以后，大部分同学上山下乡，个别去了部队，一小部分同学留校当辅导员，最后这批人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我是其中之一，这时已经是1969年的一月了。一届学生在一间中学呆了八年多，也是少有的事。也正因为如此，使我对七中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着一种深情的眷念。如果说影响我人生最大的地方，七中无疑是第一个。

负责的班主任

　　怀念七中，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得到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从不懂事的十三岁的小孩到二十岁左右较为成熟的青年，在这里我们不但学习了各门基础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基本品德。我所在的班是二班，从初一（2）到高三（2），大部分同学在初、高中都同在一个班。在初中、高中分别和我们接触最多影响最大最令我们不能忘的老师，首推两位班主任，余肇荣老师和冯启禄老师，他（她）们都完整地担任了初、高中各三年的班主任，同时也分别教我们初中数学、高中物理等主要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余老师的数学课严谨周密，滴水不漏，冯老师的物理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听他们讲课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不会走神。作为班主任，在对学生的思想品质教育方面，又象慈母严父般既孜孜不倦又不放过任何细小的缺点。每位同学每学期的学生手册，都有他们认真细致循循善诱的评语。在七中有许多这样出色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以他们的高度的责任心、深厚的业务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教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输送到高校或社会上各个工作岗位。

众多出色的教师

　　众所周知，文革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出现过一个断层，有一段时间，文革前的三届中学生被称为“老三届”，不少人为填补那段空白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进修提高并认真工作，成为许多行业的骨干，受到社会的好评。这本身就是对文革前教育工作的肯定，正是学校教职员工的努力，才使学生们在思想品质，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身体素质等方面打下较好的基础。

　　在七中，许多校领导都亲自讲课。当年教过我班高中数学课的唐建安副校长，曾被誉为广州市数学界的“四大天王”之一，记忆力奇佳，讲课从不用带书，教材尽在脑袋中，布置作业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几十道作业题。

　　记得教我们初中语文的是一位“军嫂”，她那标准的普通话纠正了同学中一些不太准确的发音，我的童年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在汕头度过的，众所周知，许多潮汕人的普通话都带着浓重的乡音，但我参加工作后，很少有人从我说话中听出我是潮汕人。我的另一个收获，则是当五十岁左右学习电脑时，还可以轻易地使用拼音输入法输入汉字，也不需要使用模糊音，更不用去强记五笔输入法。教高中语文课的程维巧老师对文学、文字研究颇深，朗读古典文学抑扬顿挫，很有特色。俗话说“学生怕考试，先生怕问字”，程老师却是有名的“问不倒”，没有一个同学问的字词她回答不出来，哪怕是从古文中找出来的很怪僻的文字。听语文课常使大家陶醉在文学作品之中。男孩子大多偏爱学数理化，但我对语文同样喜欢，这也得益于语文老师的引导。

　　自培道到七中，许多教师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教英文的自不用说，有些教其它科的教师甚至于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教英语。还有一位英语老师曾倩仪，精通世界语。

　　恕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叙述每一位教过我们的老师的特长，我所记得的直接任课或代课教过我们的老师还有杜继昌、滕永仲、冯肇汉、陈善、陈银星、张筱谨、刘宗耀、黄培根、阮其钜、陈富华、刘芷芳、曹毓莲、姚振强、梅刚毅、陈诗智等老师。再有遗漏的有请我班同学提示增补。无论是数理化，还是中英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体育，每一位老师都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新的知识的大门，就像教生物课的刘芷芳老师带领我们从学习用显微镜观察草履虫开始，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层层展开，一直讲到人。一节课结束，许多同学会期待下一节课的到来。各门基础知识就这样如涓涓细流为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幼苗所吸收。所结的果实在以后的几十年不断收获。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入学不久，我们便得知可以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许多课外小组活动（不需收取费用），每周有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七中是体育强校，学校有田径队培养和训练体育尖子；七中的音乐也很出名，学校有历史悠久阵容庞大的管乐队，有民乐队，还有合唱团，此外还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象射击、航模、舢板、美术、生物等等，组织指导活动的有老师，有一些辅导员，其中有来自高年级的学生。有的活动还利用校外的社会资源，如舢板活动到市划船俱乐部训练、射击组到射击俱乐部实弹射击。参加课外活动可以凭自己的爱好，最好还有某方面的天分或基础。课外活动小组都要经过报名批准，热门的活动小组不易参加，但由于学校开了多种多样的课外小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冷门的参加。一个学年之后还可以参加别的小组。

　　我觉得自己体育、音乐都没有什么专长。报名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小组是射击组。射击组的第一课是从苏联的卫国战争讲起，苏联战前许多学生和市民都接受过射击训练，战争打响后参加部队或游击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战胜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其中有许多狙击手。讲了弹道理论和瞄准要领后，便指导我们进行小口径步枪的各种姿势的射击训练，在练习了一定时间后，再去花果山附近的射击俱乐部进行实弹射击。射击组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武装民兵的骨干。我参加工作后，在单位组织的实弹射击中都有较好的成绩。有一次在工厂团委和武装部组织的气枪射击比赛中还得过第一名，这里面也有七中课外活动的功劳。

　　我也曾与一些同学参加过舢板组，来到划船俱乐部坐舢板在珠江中体验和锻炼。更多的同学，参与了他们喜爱的各项活动。包括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等。

课余文化的盛会——元旦晚会

　　一年一度的元旦晚会，成为了师生们的文艺汇演、有时又是化妆晚会。各个班级的师生都拿出自己精心排练的节目。有各种器乐的演奏，包括管乐队、民乐队的合奏，钢琴、小提琴的独奏，有合唱、独唱、小组唱，还有相声、小品，舞蹈等。有一些节目，像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那旋律回想起来仍会在耳边响起，演唱苏联抒情歌曲和世界其他各国民歌、爱情歌曲的男声小合唱也特别受欢迎。

　　1963年的元旦，班主任余老师给我们初三（2）班布置了一个“十年之后”的主题化妆晚会，当晚，同学们有的化妆成演员、医生、护士，有化妆成军人、教师、科学家，也有化妆成工人、地质工作者其它各个行业的成员，大家簇拥在余老师的周围，拍下了一张合影，期盼着十年之后的成材。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经过许多挫折，但是，在同学们当中，还是造就出有医生、军人、教授、电脑专家、财务主管、工程技术、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包括在香港、在国外的同学，有的受聘于跨国公司，甚至有的在联合国工作。即使是从事极普通的工作，也是有益于社会的人。

梅刚毅老师与七中的音乐

　　一进入七中，我们就深受音乐的感染，在课外活动时间，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雄壮的进行曲或者轻快的轻音乐，那是学校管乐队、民乐队在练习演奏。学校里的合唱团，曾是广州市中学生合唱团的重要成员。谈到这段时间七中的音乐，离不开一个人——梅刚毅老师。记得初中时，梅老师教我们音乐课，播唱片教我们欣赏，教我们如何运气，如何运用共鸣音，由练习齐唱、独唱到复杂的多声部的合唱。当我们还戴着红领巾的时候，便曾以欢快跳跃的童音在梅老师的指挥下参加市中学生合唱团的演出。

　　最近，一位在美国的同学给广州的几位同学发来E-mail，里面附录了他个人录制的一些歌曲，虽不是专业水平，纯属自娱自乐，却也有板有眼，优美动听。记得有一次老同学聚会，大家唱起当年的歌，就像回到青少年时代一样。更有的同学退休了，还开始学习钢琴。当年梅老师激活和培养的音乐细胞仍在给我们带来快乐。

　　1964年10月1日，广州市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国庆15周年，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代表组成方队沿着运动场跑道整齐地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主席台的正前方，站着数百人的两个大型的乐队方队，身穿白色制服，头戴大盖帽，轮流不停奏着雄伟的进行曲，这其中的主力，有广州市中学生管乐团，而七中，又是中学生管乐团的主力之一。梅刚毅老师是其中一位得力的组织者。记得当时为了完成这个演奏任务，进行了紧张而又认真的准备，七中管乐队进行了扩容，我和不少同学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乐队的，我吹的是长号。在学校练习的基础上，还利用假期集中到三中、二十九中进行集训，又到越秀山现场操练。

　　五十岁左右的人都会记得六十年代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广州在国庆15周年时也排练过自己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并在中山纪念堂公演，七中也抽出一批学生担任合唱队员参加了演出。这也说明当时七中具备较好的音乐教学水平。那时的学校，在课余的时间，经常都可以听到学生的歌声，唱得最多的要数电影插曲，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电影一上映，就在学生中传唱。抗日救亡歌曲、长征组歌等也经常可以听到。晚自修之后，浴室的歌声更是此起彼伏，记得比我们高一年级有一位学兄孙武，歌声既响亮又好听，老师说他一个人的声音顶得上二十人，参加演出自然少不了他。

体育强校——强身健体的乐园

　　七中是体育强校，当年在广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总成绩经常名列前茅。但它不仅仅是体育尖子的天堂，更是广大同学强身健体的乐园。我们能在体育课上得到老师的指导，也能在课余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回顾起来，几十年来能够健康地工作，与青少年时期特别是中学阶段锻炼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我进入七中时，个子不高，体质也比较弱，小学时还曾因病住过二十多天的医院。但在七中，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我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也有了健康的体魄，参加工作后，我还会不时打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直到现在，还每周坚持两三次运动，包括打羽毛球、踢毽子、登山等。学生时养成的锻炼习惯使我受益终生。感谢教会我们锻炼身体的姚振强、甄琦光、李华斌老师，还有已记不起名字的其他体育老师。

　　记得在七中时，上午上课前不仅有早读，早读前还有早运，大约半个多小时，尽管早运没有强制性，但是有不少同学参加，操场人多时，我们常常会跑到校外去，沿着寺贝通津，跑到军区礼堂，再从烟墩路跑回学校操场。

　　下午的第七、八节课，常有安排体育锻炼课，操场内外，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田径、体操、举重，到处都是锻炼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还常与老师进行篮球赛，吸引了众多同学观看。在这样的土壤中，有不少尖子涌现出来，有的经过业余体校的培养，更成为国家级的优秀运动员、运动健将。其中有乒乓球的国手（像谭卓林），还有跳水、短跑等项目的名将。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如同学生们的盛大节日。既是对平时锻炼的大检阅，又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考验。校运会按不同级别设置了许多田径比赛项目。为了争取更好的团体总分，各班都动员起来，早早就报名并做准备，比赛时，啦啦队竞相为自己班的运动员加油，欢叫声此起彼伏，广播站忙于作比赛召集，公布成绩，运动员进行曲不时响起。记得有一次为了为班多拿团体分，我报名参加1500米比赛，绕着200米一圈的操场跑道跑七圈半，在同学的助威下在最后一圈发力冲刺，终于取得好成绩，给我带来的兴奋和鼓励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六十年代初曾经是我国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粮食不足，即使是那时，体育课也没有停，而是改学太极拳。还好，那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政府又特别关心青年学生，多次给学生增加粮食定量。学生又可以在操场驰骋。

　　讲到身体，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就是眼保健操。那时候学生中近视的很少，我们那个班到高三时近视的同学也不到十个人，被戏称为“四眼仔”、“四眼妹”，不像现在学生中大部分近视眼，视力正常的反倒成了“稀有动物”。那时每天的眼保健操定时播放音乐，老师不但认真教会学生做、还不时检查督促。为了保护视力，同学们都很认真，每个动作都力求准确到位，几十年过去，那套保健操至今我们不少人还记得。

校园与寄宿生生活

　　七中的今天与当年比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学校保留到现在的只有几栋建筑物，包括现在的传达室，办公楼（当时的教学楼）、校史博物馆（当时是科学楼），此外能够一眼认出的就是大操场，那都是我们曾经上课、进行锻炼和玩耍的地方。现在的七中，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特色和风格以及基本布局，显得更加靓丽，也更加完善。

　　年轻的教师和现在的学生也许不知道，六十年代，校园里还有过一些现在的人想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

　　在大操场的北面，曾经有一个生物园，种了许多蔬菜，也有一块地方养着兔子等小动物，初中各班同学轮流去菜地浇水、施肥、除草。记得我们还曾去老师家的化粪池挑来粪便做肥料。

　　原足球场（现在体育馆的地方）在困难时期曾经改作玉米地，同学们用锄头掘起足球场的泥土，整理成一列列的田地，种满了玉米。

　　当时的七中设有学生宿舍，在红楼的二楼以上，红楼现已拆掉重建了新的教学楼。高中起我加入了寄宿生的行列，一住就是几年。

　　寄宿生活比较有规律，有利于学生时间的充分利用，一早起来，就可以到操场上去锻炼，晚自修时间也有保证，还有利于提高独立能力。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负责宿舍管理的卢运权老师非常负责任。每天一早六点正，便吹着哨子督促大家起床，对一些爱赖床的同学，常来到床头提醒。有一个调皮的同学，给卢老师开过一个玩笑。爱赖床的他有一次却一早起来，故意把头与脚对调，把脚放在枕头上，然后蒙上被子，起床哨子吹响后，卢老师照例来到床头，帮他揭开被子，结果见到的是他的一对脚。

　　当时学校里设有校医室，老师、学生的小病小疼和常有的运动创伤，多能从校医室的郑智明医生和护士钟姑娘那里得到诊治或处理，或在及时处理后送医院就医。

　　寄宿生的生活使我对学校有更多的了解，当时没有电脑，学校所有的通知和文字材料的印刷，以及布告和通知的抄写张贴几乎都出自谭北和老师之手，无论书写还是刻蜡纸，他的字体就如印刷体一样，字体美观，大小均匀，一看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六十年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七中还建立有武装民兵，配备有重机枪和步枪，主要任务是防空。由文教武装部直接指挥，配专职的武装干部，武装民兵由学生组成，全部住校，经常训练，有时拉到郊外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打胸环靶或打气球。早上持枪负重跑步最为艰苦，试过天未亮摸黑起床着装打背包出发，也闹出过笑话，有的跑着跑着背包就散了，有的天亮一看，才发现两只脚的鞋穿反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校外活动

　　学校组织的多种活动使我们得到实际的锻炼。可能是毗邻广州军区的优势，学校有时会请部队干部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记得我们曾不止一次从学校行军走到梅花园“红一连”体验部队生活，接受军训，完了又行军回来，一路唱着“打靶归来”等军队歌曲。不少人脚底都磨出泡来。这种磨练自然使学生哥、学生妹们丢掉了不少娇气。

　　当时的教育方针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安排学生有较多与工农接触、参加劳动的机会。学校里设有校办工厂，里面有车床等设备，每个学生都到过校办工厂参观学习、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与农民接触的机会更多。现在五羊新邨当时是寺右大队的大片农田，主要种植蔬菜，还有甘蔗、玉米等。初中时我们每隔两周就有一个下午去劳动，在那里由农民指导我们浇水、除草、捉虫，剥甘蔗叶等农活。1963年初三时，我们还曾到河南园艺场（赤岗到琶洲一带）参加过劳动，住宿安扎在一个礼堂，时间约有一周，对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回来后，班主任还进行讲评，为了提高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可谓费尽苦心。夏、秋水稻收割季节，学校会组织我们到南海盐步、花县（现花都）新华或者增城等地参加农忙劳动。在烈日当空之下割稻子，又热又累，吃的、住的也与城市里大不一样，那是如同大考，不少人还曾割破手，但终究人人都学会割禾，有的还能挑稻谷。

　　文革前，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不太高。不少学生已有考不上大学就业的思想准备，社会上也有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指引。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高三时，不少同学还主动学会一些生活技能，像理发、用衣车补衣服等。当时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理发师，我们就请教他。从此，同学间通常都互相理发，参加工作后我有时还继续用自己所学的本事为同事或亲朋戚友服务，我的小孩从小到外出读大学之前，他的头发都是我所“承包”。

可爱的班集体

　　　在七中校园里，是这样充满了生机，学生们在老师园丁般的辛勤教导和培育下，长大和成熟起来。班级成为一个个可爱的集体。那个爱学习、守纪律、团结互助、力争上游的班集体曾经被我们引以自豪。

　　在这个集体，同学间没有因为竞争而互相排斥，在学习上，互帮互学蔚然成风。在生活上出现什么困难，彼此间也会互相关心。记得有一次，我班的一位同学在打篮球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较严重的脑震荡、记忆出现障碍。同学们在送他到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后，把他送回家，发现他父亲从事远洋工作，已随船出海，一时回不来。同学们便自动轮流在晚上到该同学家中协助照料，经过一个多星期，该同学终于恢复了记忆，并逐步完全康复，同学们是多么高兴啊！

　　在文革的灾难中，学校是重灾区，七中也不例外，许多老师遭受非人的折磨，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还有不少同学，也遭受不幸。拨乱反正之后，笼罩在教师、学生心中的阴影才逐渐消去，但是一些伤痕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